转载 | 许志永：我们无法逃避——关于南方都市报事件的说明 / 程益中：一个报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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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我们无法逃避——关于南方都市报事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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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9 日，喻华峰被判处 12 年徒刑，4 月 1 日，程益中被正式逮捕。这两位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优秀报人，因为三年前的一次奖金分配要被处以重刑，而背后的原因——那些法律之外的传言几乎人尽皆知。埋葬了收容遣送制度走在时代前沿批判旧体制的勇士们，旧体制反过来要埋葬他们。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时代悲剧。
这个悲剧不仅关系到喻华峰和程益中两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言论自由、媒体改革、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于是，为了公共利益，我承担起了喻华峰辩护人的职责，同时，也在积极帮助程益中，我感觉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不是律师，所以从来不为谋取经济利益代理案件；我不懂权力，所以从来不会追逐虚名和一官半职。我只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路见不平，不能沉默，社会进步，匹夫有责。
我想说，这是一个冤案，法律判决是错误的。我不是因为作为辩护人就这么说，而是从一个知晓法律的中国公民的立场上这样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判决，中国走在时代前沿的优秀媒体的管理人员几乎个个都可以被定贪污罪。南方都市报分发奖金的灵活机制可能相对于传统体制有些不协调，但他们没有侵吞公共财产的故意，这决不是一个犯罪问题。这是一个转型时期的观念问题。
我想说，这个案件的网络消息不该遭到封杀。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个案件公开讨论可以促进媒体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反思我们的司法现状，可以促进社会公正。这是一个进步的契机，希望它不会变成一个制造新的压制、愤怒和敌意的契机。
作为辩护人我们无意干预司法，也不可能干预司法，如果说我们的司法受到了干预，那么干预司法的从来不是民意，而是权力。
我们无意惹是生非渲染一个事件，我们很不愿意让全世界嘲笑我们的司法，歧视我们的制度。只是，这样的判决太离谱，太荒唐，有些话我们不得不说。或许，面对强大的压力，我们在表达自己声音的时候显得很着急，甚至我们顾不上这种声音是否会成为别人嘲笑我们国家的把柄，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就这微弱的声音还时常遭到封杀。其实，我们不想这样愤怒，我们很想理性地探讨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和改革问题，我们在尽力。
很多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们挺身而出让我们感动，我们一起为公共利益奔走呐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理由保持沉默，我们可以猜测甚至发现喻华峰和程益中有哪些缺点，挖掘他们所有犯过的错误，总之，我们可以选择逃避，而且在逃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但是，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意味着社会进步力量受到打压，意味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无处伸冤，意味着我们国家掩盖、压制以及可怕的不可捉摸的未来。我们真的无法逃避。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还有多远，但确信这是一个走向民主法治的时代，我们有信心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许志永
2004 年 4 月 10 日
程益中：一个报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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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现代传播集团副总裁、《东方企业家》杂志及《汽车生活》杂志执行出版人。曾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媒体事业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Sports Illustrated 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Time Out 中国版执行出版人。中国当代著名报人、媒体资源整合和管理专家，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两张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 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
程益中，生于 1965 年 4 月 4 日，籍贯安徽，1989 年 6 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89 年 6 月 ~ 2006 年 3 月，服务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或兼任：南方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南方日报驻湛江记者站记者，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系管委会主任兼南方体育主编、新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担任过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中国（北京）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本演讲稿已经过作者审定
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周一从广州出发来香港，途径我老东家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冤请愿。这是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经常见到的场景。按理说，中国老百姓喊冤应该去法院，请愿应该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没门，政府没门，弄得不好还要被抓进去，申不了冤、达不成愿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们只好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请愿。但是为什么是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体集团呢？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后边我会触及这个问题。
第二个故事就是乐清钱云会被车撞致死案。政府下结论说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众舆论普遍不认可，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也逼我表态，要我断定这是车祸还是谋杀。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不轻易断案。但这不妨碍我发言。我已经超越对真相的追问和探究，看到其中隐含的更严重问题。为什么当局说什么、怎么说都没人信？为什么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还没有我这个被当局打压的个人讲话有分量？为什么我一个人发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过整个国家机器？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无非两点：浅层原因是当局一贯撒谎成性，长期奉行愚民政策，从不讲真话，也不准说真相，毫无诚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产；深层原因是掌权者虽是人民供养但又非人民选出，掌权者的权力来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许言论自由，又不许司法独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道德上破产，法理上站不住脚，这样一来，真相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信任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怎么服众？怎么能信？这个事件暴露出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权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这个故事又跟第一个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种隐秘的关连。
今天我就不讲客观和外部的环境，不批评中国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单从我曾经作为中国报业的从作人员，从一个总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点反思。
我讲九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大陆可以言说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都很纠结很伤脑筋。这也是大陆所有人很纠结很伤脑筋的一件事。这听起来很荒唐、很不可思议，都二十一世纪了，嘴巴只有吃饭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这却是我国大陆的现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对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讲这个，而是讲我们主观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事实，怎么认识自由和反抗，知道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底线在哪里？天花板又在哪里？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实只有一个，就知道我们的笼子其实不止我们想象的这么小。别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自由，其实是我因为我心中没有笼子。报人最大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所以报人最高的职责是想方设法把笼子做大，想办设法逼迫当局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责任是要把笼子里的空间用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空间还没有用尽。很多时候我国还是处于无知和蒙昧的状态，对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个人要干多少坏事、要做多少恶、要处在多么不义的立场，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当局装聋作哑，愚弄人民，那是当局不负责任和无耻；我们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这样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给当局和社会脱敏的义务，我们自己要百无禁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这对社会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远大于我们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198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公开禁止言论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是在那里的，倘若我们不使用、不争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几次由海外归国过关时，海关要查扣我带的图书，我都要质问他们凭什么？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是谁有什么权力决定别人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
如果我们放弃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不用，而是处处自我设限、自我审查的话，那么我们被奴役、被损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国从事媒体行业，尤其是当总编辑的，要有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当官，那就另当别论，你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职业、这个职位。
第二个问题：办报的首要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内地办报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和给不给办的问题，是舆论环境问题。觉得舆论环境太差了，办不好，不给办好和不能办好。或者就是纠结技术问题，认为首要问题是怎么操作才能把报纸办好。这样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首先还是想不想和愿不愿意把报纸办好的问题。只要你想、你愿意把报纸办好，在中国你就能把报纸办好；只要你办的报纸，坚持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不参与制造和宣传谎言，不助纣为虐，不愚弄公众，不掩盖真相，你的报纸就一定是大陆最好、最成功的报纸！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和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而不是简单地说客观环境不好，或者埋怨舆论监管太严。我觉得主观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那些荒诞的、反智的、无良的、伤天害理的新闻禁令，还会得到贯彻执行，还有人买帐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去冲破这个由谎言和卑鄙编织的牢笼！把套在人民头上的这些纸枷锁彻底撕碎！这样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举个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赶紧发禁令，马上开会强调，除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其它媒体不得擅自到现场采访和发布报导，下面有别的中央媒体领导站起来回话：我们的记者已经出发，快到现场了。上海静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许报导、不得评论，只能统一发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时候，他们也是一道禁令接着一道禁令，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最终祸国殃民啊。
不知道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和逻辑？这样的时代，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是想着怎么充分报导，而是想着怎么不要报导，多么荒诞啊。这样的禁令，对政府的威信，对当局的名声，对当事各方，对谁都没有好处，都是有害的。我们为什么不说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于对这些丧尽天良的禁令说不。在信息公开这件事上，冲破禁令的没错，错的是发布禁令的。要是全国的媒体都对这些禁令说不，看他们还怎么野蛮、还怎么专制。
另外，我觉得媒体要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像温家宝七谈政改，我看国内只有潇湘晨报等两家报纸跟进报导、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不少媒体都是自我审查，都在等着上边指示，结果可想而知，把温总理害惨了。他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高喊攻打黄四郎，几次喊哪冲啊都没有人应没有人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四十天之内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没有媒体呼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说明我国的媒体没尽到责任。还远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觉得办报的首要问题是职业理想、道德勇气和政治情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报纸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有的报纸赚钱，有的报纸不赚钱。为什么？这是报业的内在规律在发挥作用，是报纸的终极价值决定的。报纸的终极价值就是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是公众需要报纸和报纸存在的理由。客观、真实、独到、独立、公正、公开，这就是报纸的价值。所以老一代的报人说，报纸有不可以说的真话，但是绝不可以说假话。这当是一条底线，不能突破的底线。
我想光这不突破底线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在中国这样权力通杀的人治社会，在这个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历史时期，报纸在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贵。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珍贵的是公信力，比黄金还珍贵。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到南方报业集团去喊冤请愿，这说明公信力太珍贵了。为什么国家权力机关公布钱云会之死真相的时候没人相信，说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体坚守公信力至上这一点，它就能获益，就不仅能赚大钱，还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路径。我对此体会殊深。
另外，我觉得现代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好媒体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只盯着财务报表和投资损益的老板，是不可能办出好媒体的。我所幸的是当年没有碰到这样目光短浅的老板，他们没有在财务上给我断水断电，我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国最好的报纸，只要全中国最好的人才，给他们最好的平台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财务报表之类的就不管那么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个问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一定要想好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在 1995 年起草南方都市报基本大法的时候，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现在我想调整为：人才、制度、产品。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由人设计、发展和执行，人才优劣最终决定制度优劣，所以人才的优劣，特别是当家人的优劣，直接决定制度的优劣，这和国家是一样的，始终都需要有一个制度的先验者、一个制度之父；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制度，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
这里特别需要阐明的是，一般都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其实我觉得需要颠倒过来，产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产品重要。
太多的社长和总编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该放的产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让领导满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错别字上，这都是不合格的、不负责任的，是对社长和总编辑职责的讽刺。我认为好的社长和总编辑，应该把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放在比产品生产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个问题：企业到底要对谁负责？
企业、报业到底要对谁负责。不要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和我们没有关系。我在设计南方都市报制度大纲时开宗明义，南方都市报的企业目标第一条，就是对员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负责，要让员工在南方都市报这个平台获得最大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和劳动回报，让员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报为荣的同时，过上富足和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不要认为员工的个人福祉和公众福祉和利益无关，而是大有关系的。好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促使企业内各种要素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第二是对合作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幸福负责，让纸张供货商、印刷服务商、广告合作商、发行供货商感到光荣和幸福。
第三才是对顾客负责，这里需要强调我并没有把「顾客至上」挂在嘴上。我认为「顾客至上」如果不建立在以上两点之上，难免会是虚伪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强调顾客至上，而它的员工却一肚子苦水，他们对顾客挤出的笑容将是多么悲惨。如果一个企业员工表面上对顾客点头哈腰，背地里却对自己的老板恨之入骨，那顾客至上还有什么意义。报业的顾客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主。让读者觉得看我们的报纸不丢人、不掉分，看我们的报纸显得有独立性、有判断力，让读者和广告主觉得我们的报纸刚正不啊、不作恶、不助纣为虐，就是对读者和广告主负责。让我们的广告合作商以参与见证报纸的发展壮大为傲、为荣，很重要。
第四是对促进所在地区的繁荣和幸福负责。我敢说，作为矮子中的高个子，广州差不多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我又敢说，广州之所以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重要一条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这些敢于说真话、讲真相、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的报纸。总会有人说我们报纸污蔑广州的大好形势、损害了广州的形象，但吊诡的是，正是我们的报纸，为这个地区赢得了好声誉和好形象，我们污蔑广州的结果是那么多人爱广州；同样的，太多的媒体每天都在对当局和当地歌功颂德，但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朝鲜的媒体说过自己一句坏话吗？怎么朝鲜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剧？再举一例，当年《南方都市报》对深圳也差不多坚持了“以负面报导为主”的方针。后来南方都市报让我谈当年报导深圳是怎么想的，我说打个比方：你如果爱一个美女，看到她脸上有污渍，是指出来还是不指出来更爱她呢？我矫情地说一声，《南方都市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爱一个地方，参与地方的建设，对城市繁荣和公众幸福负责。有读者写信来说如果广州没有你们这样的报纸就没有那么可爱。正是报纸揭露公权的肆虐、官员的贪腐，才让他们觉得广州相对还是安全的，毕竟这屋里有这么一只猫，不停地走着叫着，也经常逮到耗子。
第六个问题：企业管理的秘诀在哪里？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问题的。我在参与创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时候，主要精力都花在企业管理上。企业领导人职责何在？我认为不能事无巨细，鸡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报导、一个语句上，这是很糟糕的。
一个好的企业掌门人首先是一个预言家，他不应该管今天的事，他应该管明天、明年、后年、三五年后的事。他要有长远的设计和规划，同时有担当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能力，对于所在的行业要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观察业界。所以——好的企业领导人首先是预言家，其次应该是制度设计师、模式构架师、环境营造师和文化培育师。他不必是记者、编辑和校对师。南方报业集团当时最好的一点就是鼓励我们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有事业单位，让我们放手去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国两制啊。我当时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有国营体制，废除既有的国企工资体系，设计出一套完全建设在个人价值，即从业经验、过往业绩的基本工资体系，量化和质化考核体系，通过写稿发稿编版的数量质量，进行严格打分评级。我觉得这个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于破解国有企业管理难题的一把钥匙。
这说明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每年一到两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绝对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度、绝对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两个绝对实在令人绝望。世事无绝对！怎么能说得这么绝对呢？这不符合任何理论和学说，除非独门秘籍和绝世法宝。制度是可以批评的，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么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远了，回来。我觉得领导人知道什么不该管，比知道什么该管更重要。很多领导人就是因为管了不该管的，所以没有管好该管的。
第七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报纸办好？
我的思考模式经常与人不同。
有一个故事被很多人说过。南方都市报创办初始，报业集团也没给什么钱，也没有投资的概念，第一年挂账经营亏了八九百万，很多质疑就来了，要我回答。我当时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赛跑的故事。说是三个人万米赛跑，第一个是《羊城晚报》，已经跑了八九千米，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多年雄霸中国报业龙头地位；第二个是《广州日报》，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势头还很强劲，如日中天；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方都市报》，刚刚趴到起跑在线。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当冠军，这该怎么跑？答案只有一个：换一个规则跑。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则跑，我们争第一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这就是我解决办好这张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窍门、一个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国报业殿堂没有我们位子，我们只好建造一个殿堂供奉自己。
做一个行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最自由的，最无拘无束的；当追随者其实很惨，很不轻松；因为追随者永远不知道领跑者往哪里跑？怎么跑？前面是拐弯还是掉头？是刹车还是加速？这一切，规则和主动权全掌握在领跑者手上；而追随者的命运就是老二。在中国搞报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中国最缺的就是公信力，报纸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真的不难。
第八个问题：做报纸难在何处？
报业又肯定比其它行业更难。
一难：与其它行业不同，报业必须进行“二次销售”才能获益。首先是要把报纸销售给读者，也就是发行环节，但这是反利益的行为，销的越多，赔的越多，基本没有靠发行就能赚钱的报业。而其它行业的商品销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卖多少，赚多少，控制好成本和定价即可。报业还要把广告卖给广告客户，才有可能获利。并且只有第一次亏得越多，第二次才能赚得越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把握好平衡点的跷跷板。两次定价是拿捏的关键：对读者，是要订好报纸订阅和零售价；对广告客户，要订好广告版面价和游戏规则。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南方都市报对广东报业的一大贡献，就是防止广东报业的价格战和恶性竞争。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家零售定价一块钱的报纸，之前广东的报纸都是定价五毛钱、打折三毛钱，南京甚至还有定价一毛两毛还打大折头的，几乎免费了。南方都市报 1998 年就定价一块钱，当时正面临新快报创刊的凌厉攻势，逆流而上，既透露出对自身质量的自信，也成功地把对手和公众带入质量竞争和关注内容质量的层次，从而避免两败俱伤、一损俱损的竞争局面。后来在创办新京报时，我们干脆一步到位定价一块钱，我想当地那些定价五毛钱的报纸基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在等着看我们笑话。但我们没有让他们看笑话。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都创造了后来竞争者以更高定价参与竞争并获得商业成功的范例。
其实我的经验只有一条：高定价和提价，发行和广告都高定价和提价，并且坚持价格刚性。
二难：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报纸的特殊商品属性决定的。而管理层就必须要两者均衡发展。当二者抵触时，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南方都市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南方都市报创办伊始，批评深圳一家企业，这个企业老板说我给你们报纸投放八百万广告吧，被我们拒绝了。还有当年南方都市报鉴于医疗卫生广告民愤极大、陷阱很多，毅然决然在全国首倡不刊登包括医疗卫生广告在内的四类不良广告，广受好评：一份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首先举起了抵制医疗卫生等不良广告的大旗。
三难：在中国办报，要做到群众和领导都满意。但领导很难满意。我想要做到领导不把你弄死，或者至少不敢随意把你弄死就行了。在现在的中国，领导满意了群众就很难满意，群众满意了领导就不满意。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群众的问题，而是领导的问题。他的利益计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样。在中国做媒体，要是全部做到领导满意，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这是我们这个制度决定的。我们就是一方面尽力把工作做好把报纸办好，但又不能让领导把你干掉，这是很难拿捏的。当年我们的做法是，给他一个激动人心的产品，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发展方向，还有激动人心的现实回报，领导一看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发行量，这么好的社会名声，冒一点险就冒一点险吧。所以也要说，在中国办一张好报纸真的太难了。
第九个问题：报纸如果什么都做不了怎么办？
至少改版！
不停改版，优化版面，改良设计包装，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产品设计也是质量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决定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见效最快，不可小视。
总结一下，我讲的九个问题，是三个层次：前三个问题是讲“取势”，就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曾做五年、十年规划，每年年终统计，所有资料与规划高度吻合，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这说明我对“势”判断得准；中间三个问题是讲“明道”，就是“注重策略、科学管理、有章有法”；后三个问题是“优术”，就是“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精益求精”。
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经验：拒绝平庸，追求不凡，渴望完美。
【现场提问】
提问：我是港大商学院的，今天听您说了很多商学院的东西。我对港报不是很满意，似乎很平庸。您对港报的评价怎样？
答：我想可以也应该办的更好。我不认为香港报纸只有一种办法，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趣味。所以要从这里寻找突破口。如果给我机会，我认为可以在香港办一份非常高雅、高质量的、严肃的报纸。香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舆论环境、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经济条件，办好报纸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我也不拒绝八卦，问题是不能都是八卦。
提问：现在的国内媒体都关注标新立异的东西，比如说农民工奇特的讨钱方法，才能引起注意。你对此怎么看呢？
答：我觉得这还是挺有创意的，因为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就像最近的新闻，一个男子没有买到火车票，于是裸体跑到火车站站长办公室示威。我挺敬佩这样的维权意识和行为艺术，这也能让他在新闻中脱颖而出。媒体报导这样的新闻是没有问题的，多多少少是有益，至少是无害的，总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吧。如果没有当年熊德明让总理帮忙讨薪，那么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就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变着法子逼社会改良。
提问：你说国内的媒体想要达到“制衡公权”的终极目标要怎么做呢？是去冲撞笼子吗？
答：从宪法立场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还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等客观条件具备了才去做事，而是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通过新闻操守和操作规范，不断尝试。
提问：能一直在说媒体要突围，但是在中国这种至上而下的环境里面，中国媒体的趋势是什么？钱老师曾提到，中国的管制进入到一个
control 2.0的阶段，变得更聪明，机制化。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荒谬的禁令。您有什么看法？还有，那您对政改有怎样的预测？
答：近年的言论钳制手段强、措施越来越具体到位，包括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传出的萧杀之风，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手段的确是加强了，措施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讲究实效了。中国传媒无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貌似强大的东西，也可能瞬间坍塌，土崩瓦解。当个体面对强权时，似乎很绝望，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坚守，尽最大可能去突破、去冲破牢笼。现在微博推特等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展，我坚信他们钳制言论的做法注定会破产。为什么他们的公信力这么差，没有人相信，说到底就是钳制言论自由造成的。
至于说到政改，总理都说到那个份上，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很到位了。总理说，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我想这是肺腑之言，说到点子上了。说到这个份上，还不改，就不知道他们是想干嘛了。我们只能期待、推动，并把他们好路子上逼。
提问：我想问整改中，媒体被钳制的情况早就要破产了，那么会在什么时候呢？
答：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比较悲观。一切都不确定，未来悬而未决，问题没有答案。
提问：南都会不会有妥协？您认为媒体独立的力量怎么样才能结合起来、集体突围？我觉得现在钳制新闻自由的人也慢慢变成弱势群体了，当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当成假想敌，这些人究竟是谁呢？您的报社和维基解密的终极价值有什么异同？政治良心到底怎么解构？您刚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女，脸上有瑕疵，那么你怎么评价中国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变呢？南都在香港面世了，您觉得南都在香港的市场会怎样？有没有必要出香港版？你为什么不生气，不害怕？你说到言论自由、公信力危机，您敢作敢为的风格也使你有入狱的灾祸。那么我们听你讲话，怎么能不害怕？
最后回答：我很生气，也很害怕。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气，很愤怒。我对中国出现的很多丑恶现象，对当局钳制舆论自由的做法，很生气，很愤怒，相当。我在做出谴责、努力和号召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总体上还好，现在的局面总比用枪抵在脑袋上不让你发言好。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尝试，付出的代价是我愿意承受的，我曾给自己准备的下场比这糟糕得多。的确，我愿意搏一把。这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获得公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我很值得。此外，经济上独立，实现财务自由也很重要，要能生活得下去，而我做到了这一点。
人间之所以还有希望，人生之所以还值得留恋，是因为作为个体，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人性中光辉、温暖的一面，也是人间还有希望的原因。人类美好的品性会把我们拖上更好的道路。我坚信这一点。再见吧，谢谢大家！
